明朝开创时，将国家的首都确定为南京，后来迁都至北京。**而北京就在当时的劲敌蒙古附近，迁都被形容为“天子守国门”。而末代皇帝崇祯，在国难临头的时候未曾丢弃皇都仓皇逃跑，又诠释了“君王死社稷”这句话。

当然，成祖迁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加强对北方军队的控制，抵御北方敌人的侵扰。因为明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前期是蒙古人，后期是满洲人，为了防御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必然要在长城沿线部署重兵，如果把首都放在南京，那么皇帝就要把北方的重兵交给他人统一指挥。无论这个人有多么忠诚，作为封建皇帝始终是不会放心的。

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时代，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的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又将遭到严重削弱。

况且，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有利则有弊，定都北京第一是首都位于边境，对于国防要求太大，使得边境部队没有多少战略纵深，回旋余地很小，于国防有弊；其次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是江南一带。供应首都的物资开销，之前完全是靠大运河运输从南方供应。这无疑加大了人力物力的耗费，且有可能拖慢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不利。

既然是有利有弊，便要反复权衡，而朱永兴最后决定依旧把北京作为首都。最重要的一点其实还在“天子守国门”上。在来自北方的侵略威胁消失前，国都设在北京，是一种倔强的面对挑战的态度，也能显示中兴后的大明王朝朝气蓬勃、勇于直面挑战、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而且，北京一连数百年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人们自然有一种向往的向心力，会增加全国团结和统一的力量。

尽管有困难，但不是不能克服的。漕运可以转为海运，官家承运可以转成商家承办。在目前的航海条件下，是完全可行的。北方气候和环境虽然恶劣，但小冰河期最寒冷的时期已经过去，自然条件正日渐转好。

南京固然也是首都的选择，但它充当国都的时代，几乎全是分裂时代。而且很多建都于此的王朝，都在短短的期间内，发生变化。包括令后人惋惜的悲剧。朱永兴虽然不是很迷信，可也担心在这金粉享乐之地的时间太长。出现文恬武嬉的局面。

再从向外扩张垦殖考虑，向南向北是两个方向，南弱北强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并增强北方的军事力量，并将热力辐射到遥远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定都北京也是相当必要的。

而从决定北伐成功后迁都开始。一系列的举措便开始落实实施。而在这项重大的政治举措影响下，政府亦随之推出了相应的经济活动。比如拍卖北方新光复地区的逆产、敌产，目前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商铺。更新的信息不断由北方官员传至户部，经过整理后印刷成册，或是张贴于外。广而告之。

无疑，定都北京将是这种拍卖活动的催化剂，而北京及周边城镇的商铺则是最受关注的。天子脚下，经济发展和繁荣是可以预期的。

“天津，嗯，既是港口，又是商贸集散之地，比之京城亦不遑多让。”张川天拿着一份刚刚抄录回来的名录在仔细分析。

因为刚刚光复，名录很粗疏，多是一些早已有汉奸定论的附清、助清皇商的家族产业，其余的还要进一步整理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