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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七章 天下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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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襟,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或一个贤明的君主所必须拥有的。清廷能用高官厚禄来使汉人兵将为其所用,朱永兴也不会愚蠢到将可争取的推到清廷那边。

孔四贞,一介女流,对桂林的孔部兵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旧主,却并无什么实质性的指挥权。而且“四贞美而不贤,自以太后养女,又掌藩府事,视延龄蔑如也”。孙延龄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貌为恭敬,以顺其意,却暗暗夺权自立。

夫妻间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不能形成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因而夫妻间产生权势的明争暗夺也不意外。

其实,孔有德旧部已不复往日之强,先有线国安死于滇省,又有马雄只率数十骑败逃,孙延龄手下万余兵马士气不振,军心已乱,本挡不住明军的攻击。但能不战而迫降其众,减少明军的伤亡,朱永兴还是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和宽容。

“孤岂不如清廷鞑虏?”朱永兴淡淡一笑,对叶虎说道:“告诉方光琛,只要他尽心尽力,事情成与不成,孤都许了他一个知府。若日后治理得当,政绩卓著,巡抚、总督也不是奢望。”

“殿下胸襟似海,属下钦服。”叶虎在椅子中躬了躬身,自信地说道:“有吴府内人接应,事情必成。”

情报局虽在北方布署很久,却并未深入要害。朱永兴要求情报局作劫夺吴应熊的计划,外部倒还好说,可缺少吴应熊身边亲信的接应,总是困难得很。如今方光琛秘去京师,正好可以里应外合,两下联手,事情成功的几率非常高。

从方光琛的态度便可以看出吴部将士的动摇,虽然方光琛还打着为旧主着想,报答恩情的幌子。但实质上却是信心已无,开始为自己着想。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孤倒是看得开。”朱永兴笑着摆了摆手,说道:“事情若不成功。吴三桂也不足为虑,不过是使光复神州延误些时日而已。事情若成呢,固然可加快战争进程,但军中内部纷争还是让孤头痛。”

讨朔军成,本来是好事。可吴军若反正,两家的旧账,将士们的仇怨,如何化解,又是一件麻烦事。但朱永兴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吴三桂,或者说是争取吴部将士。却有更深远的想法。

辽东,那是鞑虏兴起的地方。无论是气候,还是水土,对多出自南方的明军来说,都是很大的困难。都要经过长时间的适应,才能在黑土地上征战厮杀。而吴部官兵辽籍的不少,如果争取过来,则可以省却很大力气,甚至可能犁庭扫穴,直捣黄龙。

“告诉方光琛,其忠于旧主。为吴三桂着想,孤甚佩服。”朱永兴话锋一转,严肃地说道:“但以后把这份忠心放到国家兴亡上,放到民族振兴上,放到黎民百姓身上。”

“是,殿下教诲。属下定转告。”

朱永兴点了点头,沉吟半晌,开口说道:“拿着孤的手令,可以要水师出动十艘以下的舰船予以配合。吴三桂若反正,江南弹指可下。士兵少死伤,百姓早安定。这场战争啊,对华夏造成的创伤实在是太重了。”

华夏遭到重创,但也给了朱永兴施展的空间。在大厦将倾时横空而出,来自于世俗、传统、迂腐、败坏的阻力可以说是最小的时候,几乎是一张白纸在供他描绘篇章。只要能赢得胜利,只要能击败清军,人们对其他方面则是非常宽容的。

“属下定全力以赴,以慰殿下仁厚慈心。”叶虎起身施礼,告辞而去。

朱永兴将文件归置一处,抽出工部送来的图纸仔细研究。然后微闭起眼睛,从记忆中搜索着相关的知识。

明代史书上记载的军用火箭种类繁多,从数量到质量都领先世界二百于年,火箭技术始终是世界最先进的。看名字也很霸气,象神火飞鸦、震天雷炮,甚至还是有二级火箭“火龙出水”。

可令朱永兴感到疑惑的是,火箭建功的战例却几乎没有,这是指在陆战,而不是海战。火药配方改进后,便已经是最佳的配比,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朱永兴当然希望能在火箭的性能上有所突破。

兵工厂也不负所望,很快便拿出了样品,进行了试验,送来了图纸和相关数据。从图纸上看,朱永兴觉得这种火箭和过年所放的“窜天猴”几乎一样,不过是尺寸大小和材质的区别。

把竹制换成金属,或许是康格里夫火箭最大的进步。至于平衡杆,从“窜天猴”再到军用火箭,明朝的工匠或许都知道。也就是说,现在朱永兴拿到的图纸,就相关数据来看,与百多年后的康格里夫火箭已经非常接近。

“没有炮身的火炮灵魂?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仍不失为一种比较实用的武器。”朱永兴若有所思。

火箭可以携带燃烧弹、爆炸弹,机动性强,射速比火炮要快很多,制造工艺也并不比火炮复杂。缺点呢,就是精度太差,但可以在数量上予以弥补。更重要的是,火箭可以惊扰战马,从而弥补明军在骑兵方面的劣势。

当然,按照朱永兴的记忆,现在的火箭还有改进的余地。比如,那根长长的平衡杆可以取消,在火箭的尾部装上三只倾斜的稳定螺旋板,由于空气动力的作用使火箭自身旋转从而达到稳定,提高精准度;再有就是配置火箭发射车,使火箭的发射有固定轨道,既提升发射速度,又能减少火箭乱飞,以致误伤己方的危险。

嗯,这么一改的话,倒有了后世车载火箭炮的雏形呢!朱永兴拿着炭笔勾勾画画,沉浸其中,得意洋洋。

……………….

“混账东西,值此多事之秋,朝廷急需钱粮兵丁之时,尚敢胡言乱语,实是该杀。”鳌拜将一份奏章愤然掷地,骂不绝口。

苏克萨哈犹豫了一下,上前捡起。细细阅读。

“窃庆阳所属一州四县,隶在西北极边,原属三秦重地,苦寒瘠薄。大与腹内不同。明季兵事,首起延庆,延二十余年,无城不屠,无村不戮。至我清顺治四年,地方稍定,所余残民,十仅存一,俱系安插降丁,并无务农百姓。今宁州、安化、合水三州县。卖儿鬻女,年深一年,男号女哭,民不聊生……”

这是庆阳府知府傅宏烈为民请命的奏疏,且是越级上奏。按照清朝的规定。知府的奏疏只能报经巡抚同意后才能上达。而当时甘肃的原巡抚刘秉政突然奉命调走,不便查验;新的巡抚刘斗才接上省务,又无暇查验。加之朝廷又颁发旨意,禁止臣下随意去巡历,而老百姓又不可能跑上两千多里路去上诉。在这种情况下,傅宏只能越级上奏了。置越级上奏的罪名于不顾,傅宏烈虽有清官。倒也有可贵之处。

从清顺治四年之后,在甘陕的战争已告结束,社会已趋安定,到了傅宏烈任庆阳知府时,已历时十五年之久。在这么长的时间之内,战争的创伤本应该平复。农业生产和人丁繁衍应该恢复;当时农村安插的降丁,在长达十多年的农业实践中,也应该变成了真正的农民。但在傅宏烈的奏疏中,以庆阳为缩影的甘陕之地因何却是如此惨景,那就只能从清政府本身去找了。

傅宏烈在奏疏中也提到了其中的根由。那就是清政府重赋暴敛,纳了过头税。地里出产仅有三分银,你却要征收五分多银,这不是重赋暴敛、过头税又是什么? 民不堪重负而外逃,不如此,何以为生? 虽然表面上清廷从政策上给予了照顾,但因故未将撂荒的土地报足,荒地未除,多征的白银便加在了活户身上,后又加征练饷,更使百姓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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