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驱动，永远是最有诱惑力的。虽然中国政府期望着美德两国的投资，但也不是没有对日后的考虑和防范。

相对而言，中国对德国的资本更加欢迎，条件也更为宽松，但这些都是写在秘密条款中的。

陈文强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建设中，目前主要应由中美德三方作为主导，哪一方都不能超过半数，颇有些三足鼎立的味道。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一战爆发，无论中国采取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德国的投资势必被中国政府所没收，最后的结果就是中方独大。

虽然这有些不厚道，但国与国之间就是这样，根本不能象人与人之间那样保持道义和信誉，一切都将以国家利益为重。

就象美国的表现在列强中相当特立独行一样，它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坚决反对列强向中国索要高额赔款，不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是认为那将把中国逼向灾难，影响列强的“可持续性”掠夺(或曰发展)；而其中将庚子赔款多余部分退还，并完全用于办学，其中既有洋溢着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追求，也有着眼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

在当时，1905年的抵制美货风潮中，中国青年高涨的反美情绪引起了美国上下的警觉。外交官(如美国驻日代办威尔逊)与学者们(如康奈尔大学教授精琪)都向总统发出警告，美国所接收的中国留学生太少，甚至远不如欧洲小国比利时，美国将因此在精神领域内失去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影响力。

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甚至提醒罗斯福总统：“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这位大学校长坚信，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从此，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迅速崛起。比肩日本，留日生与留美生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成为主角。吊诡的是，当大多数留日生连日文都说不流利时，留美生却多数能够学贯中西，涌现了不少泰斗级的人物。当大多数留日生热衷“主义”与“革命”，为了“主义真”而“砍头不要紧”(无论砍别人的头还是砍自己的头)时，留美生则更为关注“问题”，关心文教，关注科学。

在陈文强看来。日美两国如同股市中的长线客和短线客，做长线的美国与做短线的日本在中国体现了鲜明的对比：从日本进口的各种速食“主义”、“思潮”潮起潮落，而从美国“进口”的“德先生”、“赛先生”成为日后持久的理想灯塔，尽管很多时候其光芒实在太过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