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正月。天津。

京师从北回迁至南后第一年的春节，但是并没有什么不好。北京的朝廷机构，大量的迁往南方后，大量的宗室、勋贵也跟随去了南方，北方的政治氛围稍微淡去后，商业上却的比较活跃起来。

尤其是天津，经过特区的报纸舆论宣传机器，不断的传播下，人们的经济意识不断觉醒。“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等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关于经济、生产力的方面的思辨，在天津早就是非常热门的话题。大量接受新式思想洗礼的特区新式学生、文官、军人、学者，纷纷抨击片面的中重农主义。提出，社会分红让人们从事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

通过鼓励工商发展，天津特区四十万民众，已经切实的感受到了社会分工、经济发展，带给他们的富裕生活。

过去地主佃农经济模式下，大量的田租收入被地主征收了。一名佃农一年忙到头，整年的劳动收入，也不过是几百斤的存粮，风调雨顺年间也仅仅能够糊口，一旦遇到灾荒、病情的，便会迅速陷入破产绝境。

而在特区以工商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一名劳动力年能赚10多两银子，解决吃饭问题也就是两三两银子，即可解决。剩下的大量的自由支配的个人财产，令他们享受过过去难以想象的富足生活。

新来的工人还未脱离小农意识，往往是一发工钱。就去粮店中换成粮食。但是特区的粮店，几乎是无限敞开的供应。这些新来的工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发现自己一个月购买的粮食，已经足以吃一年，几个月工钱换来的粮食，足以让全家吃几年。而特区的仓库粮食储备，一直在增长，天津本地的产出，加上朝鲜、日本的廉价粮食。让天津的粮价低至1两银子1石米的低价。若是粗粮，一两银子可以买两三石。

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特区的市民们终于知道了——只要有工作，吃饭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而这一切的繁荣，是建立在工业发达的基础上。

工业需要——原料和市场，在在天津，已经成为了常识。

江南地区，尤其是松江府的抵制天津棉布，以及断绝对天津提供棉花原料的行动。逐渐的在天津传播开来，让节日喜庆中的天津特区。蒙上了一层阴影。

街头巷尾，酒楼茶馆。无数闲人议论。

高三爷原是一名家有三十亩田的自耕农，原本日子也较为富足。但是，崇祯年间，十年倒有九年荒，田地中轻则减产一半，重则颗粒无收，像高三爷这样的小地主，依然要承担和往年差不多的赋税。就撑不住了卖掉了田地，带着全家老幼，到城里面打工。

刚刚在天津的咸水沽，安定了下来，儿子找一份木匠工作，媳妇在皇家纺织公司做纺织女工。一家的生活，看起来比过去有盼头多了。

但是大过年的。就听闻天津与松江府那边闹翻了，避免令人忧心忡忡。

而在明末的城市中，茶馆是普通市民最常见的消遣场所。

高三爷平时闲着，就泡在茶馆中。消费一壶茶也不过三十文钱，还能听听曲子、说书什么的。没有曲子、说书，茶客们也谈论新闻时事。

这段时间，松江府棉花涨价，已然成为热门新闻。

“老李啊，你说这天津一年要从松江府进货2000万斤棉花，工厂里面才有活干。现在，松江府将棉花涨价到100多文钱一斤，三斤棉花一匹布，棉花成本比布还要贵，厂子该怎么办？”高三爷显得忧心忡忡。

茶馆老板老李呵呵一笑道：“咱天津的谪仙人肖国师，能没有料到这件事？这是挖个坑，等松江府自己往里面跳呢！”

高三爷一愣道：“此话何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