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一路飞奔，谁都不说话，车内气氛比较沉闷。

下岗职工上访，范鸿宇实在见得太多了。时光倒流之前，有一段时间，宇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警官范鸿宇同志几乎完全丢下了本职工作，一天到晚和局里的同志去参与“维稳”。到了二十一世纪，各种各样的上访更是层出不穷，打开电脑，铺天盖地都是类似的新闻。还因为上访发生了种种血案。

但在八十年代，上访还是一个很罕见的新鲜名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基层政权的行政能力还比较强，反应相对敏捷，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能够比较及时的处理，给群众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减少了上访情况的发生。其二则是群众思想观念的变化。自古以来，我国就有一个传统，叫“屈死不告官”。这里说的“不告官”是指不去衙门打官司，而不是状告官员。因为还有一句俗话，叫“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老百姓一旦打官司，无论输赢，基本都是倾家荡产的结局。

细论起来，这个“屈死不告官”也有其内在缘由，不完全是古代的官员都贪墨，亦有少数不贪墨的清官，但“清官多酷”也是公认的史实。老百姓凡打官司，多数没有好下场，无论他碰到是贪官还是清官，结果相差无几。在维护统治阶层这个方面，不管清官贪官都是一致的。如果老百姓打官司居然还能尝到甜头，那还了得？岂不是所有的刁民都有样学样，蜂拥告状了？那断然不行！

所谓“刁风不可长”是也。

无论谁“告官”，都没有好下场，久而久之，老百姓便“屈死不告官”了，有再大的矛盾，也是私下解决，乡绅和宗族势力，在这中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对与人通奸的yin妇，无须告官，只需召集族人，大开宗祠，族老乡绅公布罪状，直接浸猪笼！

没人告官了，官老爷们便乐得清闲，一天到晚有丝竹之色悦耳，歌舞升平。

能压则压，能吓则吓，总之不让闹大，古今同理。

眼下这时候，大部分群众都还没有养成上访的“习惯”。要再过些时候，大家世面见多了，眼界开阔了，胆子才逐渐大起来，于是各类上访就层出不穷了。

就范鸿宇所知，上面对待上访的政策，也有着很显著的变化。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之前，发生上访的现象，只要基层的工作人员给出合理解释，上级领导一般都能取信。直到后来，各地上访人数和次数的多寡，才成为衡量地方党政一把手是否合格的硬性标准。

到那个时候，解释就没人听了——只看结果，不问原因。

实在上访的刁民太多，上级领导不胜其烦。

只要老百姓回到“屈死不告官”的心态，乾坤便朗朗，世界便大同，歌舞便升平，国家便强盛，那啥啥社会理所当然便建成了。

正因为这样，彦华市百货公司的几个下岗职工居然出现在国家体改委“闹事”，才显得十分突兀，薛益民亲自来询问尤利民的去向。

如果搁在后世，薛益民断然不会打这个电话。就算尤利民就和他薛主任坐在一起聊天，薛主任正确的做法也是通知青山省驻京办的同志前来处理。假使每一个上访的下岗职工，俱皆需要一省之长亲自接待，那尤利民这个省长不用干别的了，一天到晚处理这些事都忙不过来。

所谓“物以稀为贵”，由于这种情况比较罕见，所以就当得慎重对待。

但现在时机如此敏感，范鸿宇却不能将事情想得太单纯。

范鸿宇不是很相信巧合。

车子进入首都城区，在前往办事处和国家体改委的岔路口，路边停靠着一台桑塔纳，办事处的副主任和另外两名同志，伸长脖子往机场方向张望。

“嘎吱”一声，丰田车在副主任身边停了下来。

办事处主任探出脑袋，叫道：“老王，怎么回事？”

王副主任一抹额头的汗水，顾不得丰田车急刹车扬起的烟尘，急急忙忙靠拢过来，说道：“主任……啊，省长好！”

显然没想到尤利民又随车返回了。

尤利民点了点头，说道：“老王，什么情况？”

“省长，情况是这样的，刚才国家体改委又打了电话过来，说局势已经得到了控制，体改委的领导和那几个下岗职工谈了话，稳住了他们的情绪……现在我已经派人去体改委接他们了，暂时接到办事处安置下来，再做处理。”

怕尤利民和办事处主任直接去体改委，所以他就在这里等候。

办事也算很细致了。

这种情形之下，尤利民如果在体改委露面，无疑将会很尴尬。下面的同志，有义务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一省之长的脸面是很要紧的。

但尤利民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神色反倒比较严肃起来。状态暂时得到了控制，不代表着此事已经完结，真正的麻烦，也许才刚刚开始呢。

因为这个事，薛益民已经被烦了好多回，估计心里头郁闷得紧。

“回办事处。”

稍顷，尤利民淡然吩咐了一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