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复几点点头：“没错！孙先生最初产生建立中华科学院的念头，是在904年访问英国皇家学会的时候。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哈根斯爵士鉴于中英科学技术交流的困难，就建议孙先生能在回国后积极促成中国政府成立类似的机构，使得双方学者以后的交流更加顺畅便利。当时孙先生位卑言轻，而且清政府颟顸，这个建议最终只能无果而终。

“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孙先生再次兴起建立中华科学院的想法。但在擘画之初就遇到了虞兄所说的问题，科学院包不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呢？众所周知，各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像英国皇家学会那样，只面向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另一种是像法兰西学士院那样，涵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美国国家科学院、日本帝国学士院等都是效仿法国的。

“孙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中华科学院效法英国皇家学会，只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其主要原因是人文社会科学水太深，不像自然科学评定标准那么单纯。而且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历史、文学等，里面的耆宿大儒、各种学派，孰优孰劣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而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比如宗教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在中国才刚刚起步，根本无法独立成为学科。所以中华科学院只包括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至少短期内是这样。”

欧洲分会的陆安对此甚为赞同：“中华科学院是应该只包括自然科学！毕竟自然科学更单纯些，做出来的结果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目了然。如果别人怀疑，可以直接通过实验验证，简单直接。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谁说得清？比如现在文学界里面，诗歌有宗宋、崇唐两派之争，南社与同光体辩论的不可开交；对于小说《红楼梦》，尊之者称为旷世杰作、有清三百年第一名著，贬之者则认为是诲淫之术，应该严厉禁毁；在文章上，则有《文选》派与桐城派的论讼，各方喋喋不休……如果中华科学院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只怕不出半年，就会被这班文人相轻的老夫子们弄得乌烟瘴气、沸反盈天了。”

俞同奎道：“我国科学界之有孙先生，实在是莫大的幸事！他不仅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把我国的物理、化学、电子、天文等学科迅速提升到国际最高水平，而且他凭借着卓绝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成为中国科学界当之无愧的学术领袖。在他的带领和指引下，中国科学界可以避免无数内耗、少走无数弯路，科研人员也可以专心致志投身于学术研究中去。”

现在络上经常有人抨击某某某是学霸、学阀，指责他们挤占学术资源、霸占学术成果、扰乱学术秩序、破坏学术生态等等，仿佛中国科学的落后罪责却在学霸，学霸的罪行十恶不赦一般。固然学霸学阀有其恶劣的一面，但其良好的一面也应该客观评价。比如提携后进、指引方向、避免内耗，这就一个好学霸存在的重大意义。

比如全国法学学科排名第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它拥有两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即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号称是人学的两个拳头。在2005年之前，法学院院长是著名法律史专家曾宪义，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赵秉志和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王利明虽然号称一时瑜亮，在曾教授的领导下倒也相安无事。

结果2005年曾宪义卸任，王利明出任新院长，失意之下赵秉志愤而出走，率领卢建平、阴建峰、刘志伟、王秀梅等业务骨干投奔北京师范大学，组建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自任院长。此举当时被称为“法学界震动”。尽管人学院自称后继有人、影响不大，可是明眼人都能出赵秉志出走对人学院的巨大打击，至少让它的刑法学科在三五年内翻不过身来。

何育杰赞同道：“那是自然，孙先生出任中华科学院院长既是名至实归，也是众望所归。除他之外，谁当这个院长我都不会服气，相信科学界也不会答应！”

虞和钦又问道：“那科学院院士如何遴选？是否像日本帝国学士院一样，有名额限制？”

日本的帝国学士院，在79年设立时名为“东京学士院”，会员定额为40人当然，这很明显是照搬成立于65年的法兰西学士院，包括人员数量限制。这种定额意味着学士是终身制职位，只有在某成员去世留下空缺时，才通过全体成员投票选举新成员。906年，东京学士院改名为“帝国学士院”，定额也改为60人。925年，定额变成00人。947年，名称改为现在通行的“日本学士院”。到949年，定额也改成现在通行的50人。

李复几道：“听说院士是两年增选一次。至于名额，应该没有限制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