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汉语作为至少存在四千年的悠久语言，自然有他过人之处。当现代汉语转型成功、翻译理论成熟、可以直接向欧美源头取法之后，汉语词汇迅速开始了的学习和进化。尤其在新中国闭关锁国的三十年（1949-1978）间，现代汉语词汇完成了对舶来词的一次消化。很多外来词因为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被强制转化为民族语言。

改革开放之后，大陆新产生的汉语词汇更是走上了和日本、台湾乃至香港不同的道路，比如科技领域的信息（资讯）、打印（列印）、网络（网路）、上传（上载）……而片假名的大范围使用，也使得日语创造汉字词汇的能力急剧缩水，对汉语影响力日益萎缩，甚至有和汉语分道扬镳、背道而驰的趋势。

孙元起此时的想法，就是利用的影响力逐渐规范中、日语言中的汉字科技词汇我在中国编译教材、出版学报，其中就有规范科学名词和科技术语的意图。现在我在日本，用中文演讲，既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示范。”

既然如此，田中馆和长冈只好想办法找称职的翻译了。

在演讲的当天，长冈又亲自到旅馆迎接孙元起。等马车到了东大本乡总校区门口停下的时候，就看见滨尾新带着一班西装革履的中老年人在恭候。周围还有不少警察在戒备，想来是怕扔鸡蛋的事情再次发生吧。

东京帝国大学是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的大学之一。它的前身是明治时期创办的东京开成学校和东京医科学校。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学制令》，为向欧美学习打开门户。在1877年，根据文部省指示，将两所学校合并，定名为东京大学。不久后，文部省兼管的东京法律学校也并入该校。

1886年，明治政府为适应国家需要，培养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人，颁布了《帝国大学令》，东京大学改名为“帝国大学”。从这个霸气名字，就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对这所大学的重视和关爱。“帝国大学”作为东大的校名，整整使用了十一年（1886.3—1897.3）。直到京都大学改名为“京都帝国大学”，为了区别，才在“帝国大学”名称前面加上“东京”二字。

早在帝国大学时期，滨尾新就曾担任四年大学总长（1893.3—1897.3），现在是他第二次出任总长之职，所以对于东京大学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互相寒暄之后，他便充当讲解人，带着孙元起向校园里走去。

刚进校门不远，便看到一座朱红色的雄伟建筑，巨大飞檐架在一道红墙上，下面便是通往校园伸出的大门。滨尾新热情地介绍道孙君，这座赤门建于文政十年（1827），是加贺藩第十三代藩主前田齐泰迎娶第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的女儿溶姬时所建造，作为加贺藩在江户上屋敷的御守殿门。在江户时代，藩王娶妻建赤门是一种习俗，表示应纳新的家庭成员。这种赤门一旦受灾损毁，便不能重建，所以保存到现在非常难得”

孙元起点点头，眼前这座赤门倒是不陌生，在后世它已经成为东京大学的象征，好比清华大学中写着“清华园”三个字的二校门一般。

在北京的时候，平日里往返京城和经世大学，会路过清华园，略略这座始建于康熙年间的皇家园林最初名叫畅春园，咸丰年间才把畅春园的东半部分改叫清华园。后世学子们景仰不已的牌楼，现在还没有建立。在历史上，它是始建于1909年。至于上面的“清华园”三个大字，则是晚清军机大臣那桐1911年题写的。

想到这里，孙元起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1911年的清华大学，前身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眼下，各国的庚子赔款都被慈禧老奶奶截留了，那清华学堂还建不建？如果不建，那作为导火索的，岂不是千古罪人？

此外，按照母校的校史记载，今年京5月京师大学堂的优级师范科会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往厂甸五城学堂。这也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不会不会因为的出现，而导致出现差池呢？

说说讲讲间，孙元起一行人来到了会堂。

会堂前面早已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警察和学生会的干部正对入场的学生进行检查，颇有些后世坐飞机时“安检”的味道。一着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孙元起倒是有些不以为然：搜身纵然严苛，如果真要有心，恐怕也是防不胜防。想扔，大家脚上不是还穿着鞋么？不今天能不能享受到美国总统小树丛童靴的待遇

结果日本警察非常给力，日本学生也非常规矩，整个演讲非常顺利，没有任何意外发生。

随后，孙元起便整顿行装，打道回府。亚瑟尔和孙元起一家三口同回北京，打算体验一回中国春节的热闹，至于托尼，不知是觉得惹祸给孙元起添了麻烦，还是在上海有家有室金屋藏娇，婉拒了孙元起的再三邀请，独自一人前往上海。

等轮船从东京港出海开始驶向中国，亚瑟尔才一本正经地找到孙元起，严肃地问道扬克，你叫我到中国来，到底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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