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击败鞑虏，收复中原的希望，才能说中兴大明，振兴华夏，否则都是水中镜梦中花。”

“搞钱，现在你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搞钱！”

但不能向以前崇祯时那样搞了，光靠加派是没用的，虽然辽饷一亩加派九厘确实加的不算多，一亩加十斤粮嘛，但问题是最后下面搞成了个什么样子？

实际上百姓辽饷，最终摊到头上是多少？十斤吗？一百斤都不止了，逼的活不下去只能背井离乡逃亡，所以这可能是十斤粮吗？

现在问题就不是加征派饷的事了，只要能把税赋真正的收上来，就算是万历时，一条鞭法时的税赋额，都足够用了。

不够的地方，再用厘金、工商关税等补上，不能再死盯着百姓摊派。

“你们要是理不清搞不定，就上折给孤，孤调派御营亲军帮你们执行，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该抄的抄，都这种时候了，银子都埋在地窖里，等着鞑子来献给他们吗？”

“都这种时候了，还整天想着拖欠钱粮不缴，只让老百姓缴税，税赋不够，就再立名目，摊派不断，这不官逼民反谁反？”

万历一条鞭法，最初合并了许多力役银差之名，一起合征，方便朝廷也方便百姓，最终是维持了原来的税额，并提升了征收的便捷，减轻了征税的成本。全国丈量，也是以维持原额为准，并不是要重新真正的清田土地数。

但黄宗羲跟朱以海也聊了一晚，边睡边聊，谈到一条鞭法时，他总结历代税制，说过一句非常有见识的话，就是历朝每一次重大的税制改革，都会把许多税种合并征收，并会有短暂的税赋减轻效果，但很快，被合并一起征收的税种，就会换一个名目再次出现。

于是税上加税，百姓负担反而会加重。

比如唐朝的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本意是要归并各色杂税，减轻民众负担，但两税法实行不出二十年，各种已经合并到两税里的苛捐杂税又出现了。

大明万历一条鞭法改革，把旧的杂税并入田赋，并取消旧的杂税并禁止出现新的杂税，可到崇祯朝，各种新杂税就又层出不穷了。

现在朱以海把一条鞭法后出现的许多新杂税，又要固定下来并摊丁入亩，表面看是不错，但黄宗羲说按历史规律，肯定要不了几十年，到时这摊丁入亩后固定的地丁银外，肯定又会出现许多新的捐税等。

比如朱以海自己新搞的厘金，本来也就是这种新税。

黄宗羲提出建议，就是要推倒以前的一切，重来。

比如重定田赋，官田二十税一，民田十税一，本色征收，种什么收什么，不再折银。同时工商也不再抑制而同视为本，合理的征收工商税、关税、盐税等，以填补财政收入。

最后便是量入为出，根据收入，拟定开支，以期达到收支平衡，而不再总是向百姓加征加派害民了。

这个想法有见识，但不完全对，比如其中田赋改征本色不用银，就不全是好的，虽然税赋征银，对大明其实也带来很大隐患，尤其是万历以后，西方白银输入锐减后，引发了大问题。

但如果田赋全都征粮，那征收成本将极大提高，要知道明中期以后，除了几个粮仓还征本色粮外，其余地方的田赋可都是折银了，这就减少了运输仓储等等成本，甚至征银过程中，比征粮能减少贪污等情况。

那晚两人深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