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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风情之青楼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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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与女子浑为一体,这一美妙的比喻,是来自苏东坡的切身体会。已忆不起是苏东坡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在杭州时的作为了,反正是苏东坡以后的杭州太守姚舜明,听一位曾经侍候过苏东坡的老娼娓娓道来过——

他一有闲暇,就约许多宾朋游西湖,次序是:早晨在山水最佳的地方吃饭,吃完饭,让每位客人乘一只船,选出队长一人,再各领着几位妓女,随便到哪去。吃完中午饭后,再敲锣集合在一处,登上望湖楼、竹阁等处欢闹,一直到深夜一二鼓,夜市未散时,他们才拿着烛火回城,引得人们夹道观看。众妓女,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观看这支归还的千骑队伍,已成为当时杭州的一大胜事。

苏东坡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妓女,这反映了杭州的“烟花业”是非常发达的。据史载:杭州各处都有妓馆,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荐桥、新街、后市街,到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如《钱塘梦》所说:金城“有三十六条花柳巷”。而杭州只不过是北宋时的一郡而已。

作为北宋首都的东京,妓馆则如同市民日常生活必需的食店一样,遍地皆是,触目皆有,真应了“食色,性也”的古训。像“院街”的曲院街西,竟都是妓馆,可称为“妓馆街”。尤其在繁华地段,像御街东西朱雀门外,还有下桥南、北两斜街,都是妓馆。这些街均为东京最长、最宽之道,可设置多少妓馆,不难想象。早在北宋初年,陶谷就粗略说过东京的鬻色户籍有万数之多,证之以上所说,这倒并非夸大,而是保守统计。

由于妓女多,妓女分为不同层次。罗烨《醉翁谈录》曾描述了不同层次妓女的景况。有人认为《醉翁谈录》是因袭唐代的《北里志》,其实不然,笔者考证认为,《醉翁谈录》所记主要为两大类妓女,皆为东京真情。

一类是最好的妓女,住处就见品位。其起居为宽静房宇,三四厅堂,其庭院有花卉假山,怪石盆池,其小室皆帷幕茵榻,左经右史……她们个个能文词,善谈吐,妙应酬,评品人物,答对有度。门前,仆马繁多,豪少来游;屋内,进士不绝,崇侈布席……

另一类妓女,则多是出自世习散、杂剧之家。朝贵们的宴聚,必有这样妓女携乐器而往的身影。她们在闲暇时,便聚到东京较大的金莲棚中,各自表演拿手好戏。这样的妓女,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炫人耳目,以动其心。对她们求欢的,多是膏粱子弟,他们一看上眼,待散后,便访其家,纵情玩乐……

这两类色艺并重的妓女,是东京,也是整个宋代城市妓女的主流,唤做“官妓”。因为官府有公私宴会,都要点妓女去祗应,所以,凡在籍的娼户,便都叫“官妓”。官妓一个重要使命是点缀官府主办的娱乐等重大活动。例如,一到看争标、观旱戏时,金明池的棂星门里对立彩楼,官府便让官妓排列上面,以壮观瞻。

官妓的另一个重要使命,是被官府征用于颇具商业色彩的买卖活动中。熙宁中,王安石实行新法,政府散“青苗钱”,为此在谯门设置了酒肆,百娃持钱走出者,便诱之饮酒,十钱便花去二三钱了。又怕市民不来饮酒,则命官妓坐肆作乐,以蛊惑民心……

临安一年一度的官府开煮新酒,都要“点呈”,酒库雇来许多有名的、秀丽的官妓来掀声势,她们以其不同的装束分为三类:一类珠翠饰头顶,穿销金衫儿、裙儿;一类顶冠花,着衫子裆袴;一类穿红大衣,戴特大髻,号为“行首”,为官妓中之佼佼者。

官妓们还各执花斗鼓儿,或捧龙阮琴瑟,真是衣着映照,乐器并擎;娉婷妩媚,相得益彰。伏侍她们的婆嫂,也乔妆成市井中的绣体浪儿,为她们牵引绣鞍宝勒骏骑。还有许多官员子弟用人托着诸色果子蜜饯,亲自持杯频频劝酒。这样的人物景象简直就似杂剧中的一个片断。加上官妓们前有借请来的宅院诸司人家的虞候押番为之开路,后有手擎罗扇衣笈的浮浪闲客卫护,这支由官妓组成的美酒专卖宣传的队伍,引动得成千上万的市民密密排列街头观看,一时形成了“万人海”的场面……这种官妓表演景象,在宋代城市中并非绝无仅有。在王公贵族家是可以看到类似景象的,不同的是这里聚集不起万人场面。不过无论从服饰还是从表演来说,王公贵族的“家妓”,是毫不逊色于官妓的。我们可以南宋左司郎官张镃家妓为例——

张举行“牡丹宴会”,一堂虚寂。张问:香发了吗?左右答:已发。卷起帘子,异香自出,郁然满座。一群家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又有数十家妓,头戴牡丹,衣领皆绣牡丹颜色,歌唱《牡丹词》,进酌而退。还有十数家妓,换装出来,大抵簪白花则穿紫衣,簪紫花则穿鹅黄衣,簪黄花则穿红衣。这样喝了有十杯酒,这群家妓的衣服与花也随着换了十次。酒会结束时,数百名歌舞家妓,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杂作,使来宾恍若仙游……

于此可以了解到,王公贵族的家妓已经非常专业化,歌舞伎巧高,服装也别致,人数数百,规模很大,从而反映出了宋代城市中的家妓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水平。

相对于官妓,家妓又指一些下等妓女,普通唤作“私妓”,即在自己家中招引嫖客,所以又叫“私窠子”。宋话本《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所描绘“私妓”的情况较为典型——

金奴的母亲,由于丈夫无能,家中也无别的生意,在年轻时靠出卖肉体度日。待其年近五旬,嫖客来得少了,女儿金奴便又来“接代,也不当断这样行业”。这种母子相传的是隐名的娼妓,在自己家中接客。在新桥市上开丝绵铺的吴山,因迷上了“私妓”金奴,不顾身体“炙火”,反复“行事”,结果肚疼不适,险些丧了性命……用话本主人公吴山的话来说:“传与少年子弟,不要学我干这等非为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躯,实是难得,要贪花恋色的,将我来做个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的作者还一语双关地将其作品说成是“风流话本”,证明这类情况在宋代城市不在少数,至少在临安以私妓闻名的就大有人在,如文字季惜惜、媳妇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浴堂沈盼盼……

应该说,宋代城市中风流妓女还是以那种色艺并重的官妓为先。这不仅仅因为官妓的数量,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最多,她们可以成为妓女的集中代表,也不仅仅在于妓女活动的范围多是酒楼茶肆、舞榭歌楼这样诱人的地方,最为主要的是宋代城市的妓女,大多具有夺人的容颜。换言之,姣好的姿色,是成为妓女的先决条件。以政和年间李献民所撰《云斋广录》为个案,李献民所描述的妓女,无一不是形体相貌动人——

像在四川丹棱县的李达道,在后花园遇到一女子,见她微亸(duo)香鬟,脸莹红莲,眉匀翠柳,真蓬岛仙女,便以为她是“娼家”。皇佑中,吴女盈盈吸引人之处,也是容艳,千态万貌,奇性殊绝,用李献民的话来说是“所谓翘翘煌煌,出类甚远”……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文人们用上乘的词藻,最佳的情思,根据细致入微的观察,调动一切美化手段,对宋代城市妓女作了精确的描写,人们都可以从这类描写中获得被描绘的妓女是何种类型美人,她们又是在怎样的氛围活动的清晰印象——

她们,明眸闪闪,风姿绰绰;鬓发玄髻,光可以鉴;皓齿朱唇,星眼晕眉;香腮莹腻,体态轻盈;粉妆玉琢,灼烁芳香;被服杂错,巾鲜明;靥辅巧笑,神飞倾城;娇态千变,万种风情;宴堂深轩,芙蓉帐暖;爽歌凝云,谈论双频;舞腰乱旋,时换新音;手嫩胸白,簌簌轻裙;扶肩昵语,悄唱低吟……

宋代城市妓女,仿佛比她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般女子更为生动,更赏心悦目,其实,这是一种被精心修饰出来的“人工美”,一颦一笑,一言一动,走坐立睡,喜爱嗔怒,都那么艺术化,以至可以使人“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她们,秀色可餐,媚态如春,不由人不魂销魄荡。纤纤的脚,袅袅的腰,能酥软权倾朝野大员的肌骨;饱满的乳,含春的面,能化解宦海的险恶,党争的酷烈;社稷情,军马苦,官场怨,同僚恨,在妓女的温暖呵护中,统统变作飘渺的云烟。

妓女,像一乘奇妙的仙槎,将狂放的子弟,轻佻的郎君,落魄的公卿,失意的绅,一一吸束,载驶到惬意的彼岸。这就是为什么那拥有三宫六院的风流天子徽宗,也要步入这征逐城市妓女的行列的原因。在谈到男人与妓女交往的历史时,不能不首先提到妓

女与士子的关系。在宋代城市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里聚集着,用《繁胜录》的话说,是以十数万计的读书和准备考试的莘莘学子,也可以说,天下读书种子的精华尽萃于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里。

这是一群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但他们不能像恶少年那样闲逛滋事,也没有策肥拥姬的贵公子的气派,只能整日苦读,精神寂寞,而一旦高中,则身价百倍,需要向人炫耀,若金榜落第,则垂头丧气。巨大的反差,使他们渴望异性的抚慰,况且这些人多半或家室不在,或婚姻未结,加之他们的经济状况,多处于社会“中产阶级”,妓馆就成为他们最频繁光顾的去处……

有一位叫沈君章的士子,喜欢并常去妓馆,有一天他宿在妓馆,因感冒归家,两腿特别疼痛,其母按着他的腿说:儿读书良苦,经常深夜读书,学中乏炭薪,故冻坏了。沈君章听到这话,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当即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去妓馆了。

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讯息是:士子是妓馆光顾最多者,以至小说家不得不选取沈君章这一故事来加以劝戒。但从另一方面说,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才子佳人的故事频频发生,妓馆已不可遏止地成为士子最理想的精神乐园。

在与妓女眉目传情,而能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的感情游戏中,柳永成为最优秀的代表。笔者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柳永未一味沉湎于色情和淫荡放肆,而是温良恭俭让,一脉深情地将妓女作为讴歌对象,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他赞美东京妓女的舞蹈:“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他欣赏妓女婉转圆润的歌喉:“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他倾心妓女的性格:“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他沉醉于妓女佳娘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举意动容皆济楚”……

存世的两百余首柳词中,我们看到,在柳永的笔下,妓女像彩虹,像轻风,像神仙,像精灵,使人似乎忘记了这是肉欲交易而产生的精神产品,相反,却是身心浸溶于一个由微笑和快乐所织成的甜美的梦境中,减一分狎昵,添一分痴情……

柳永抛却了假道学的面具,调动起自己擅长音乐、善制曲谱的本领,驰骋开了他那本应在贡院应试的才情,专为适应妓女的歌咏,大量地写作了那种突破小令、点化俚言俗语,隔三四句甚至五六句用一次韵,形式不拘的长调慢词,以使妓女更便于抒情,伴红牙拍板曼声低唱,以展现缠绵细腻的感情……

由于妓女所处的市井地位,柳词经妓女之口,很快就传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不能不归功于妓女的传唱,柳永从妓女那里获得了远高于试场上所能够得到的称誉。柳永通过妓女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妓女也在与柳永的交往、传唱柳词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日,柳永从樊楼前过,受妓女张师师呼唤上楼。张请柳永为她填词,柳永正要写,一叫刘香香的妓女上楼来,刘又让柳永为她作词,柳永便应允思索,正在这时,又一妓女钱安安上楼,也向柳永提出写词的要求……

东京的妓女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要求柳词,因为柳词有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陡涨,所以妓女对柳词的追逐,犹如走兽奔于麒麟,飞鸟翔于凤凰,竭力奉应,甚至不惜金物。同时,妓女在演唱柳词时,也能渐渐悟出个中三昧,学得填词技法。像张师师就会填词,她可以即席借柳词韵律,与柳永唱和,其词境竟也会使柳永大喜。而且,妓女填词作诗不让须眉,不独张师师,可谓极为普遍——

像北宋杭州妓女琴操,她能纠正一官吏咏秦少游《满庭芳》的错误,官吏颇惊讶,便向琴操提出将全首词改韵歌咏,琴操应声而吟,依秦词原意而生发,巧易新韵,不露痕迹,起承转合,流畅自如。

这表明了妓女琴操所具备的驾驭词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倘无长时间对词的揣摩和锤炼,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与此相映照的是,北宋杭州的妓女周韶,笑着向一位官员要求脱离妓女的户籍,那位官员提出:可作一绝句才能允许。周韵几乎不加思索,将自己所穿的白衣服及当时的心情融入诗中: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优美的诗意,引起在座人感叹。于是,周韵得以“落籍”。在临别之际,同辈妓女都挥毫写诗,为周韵送行。其中胡楚写的是:

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

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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