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奥尔本斯时，正午刚过。火车驶进车站，我一眼就能看出，奥尔本斯只能勉强算个小城。市长正站在露天站台上，我们一下火车就乱糟糟地排成队，被领到离火车站一个街区的格兰其分会大厅18里。仿佛在骄阳下炙烤了太长时间，清晨的万里碧空已经褪去，气温降了下来。我不再紧张，也不再担心了。我只想快点了结。

这一站来的人更少，大约有五十个，但把这座小砖楼挤得满满当当。这里没有高台，因此我们走到屋子前方，转身面对着人群。柯伦先生讲了一番话，倒是不如在明尼阿波利斯讲的那番话天花乱坠，接着人们开始往前挪。他们普遍显得穷些、和气些；女人们穿着乡村礼服，男人们看上去则对身上的节日盛装感觉颇不自在。

因为压根儿不抱指望，被挑来挑去也不再那么难熬了。我一心认定自己会再次返回列车，在下一站下车，跟剩下的孩子一起示众，又再回到火车上。我们中间没被挑中的人很可能会回到纽约，在孤儿院长大。说不定，那也不是太糟。至少我知道日子会是什么样：硬邦邦的床，粗布床单，严厉的总管。但那里也会有跟我交好的女孩们，有一日三餐，还能上学。我可以回去过那种日子。我并不需要在这里找个人家。也许，如果没有着落，对我倒是最好的出路。

我正暗自琢磨，却发现有个女人在仔细端详我。她跟我母亲差不多年纪，棕色波浪发剪得贴着头，五官分明，相貌平平。她穿着带竖褶的白色高领上衣，暗色佩斯利涡旋花纹围巾，搭配着朴素的灰裙，脚上穿着笨重的黑鞋，戴着一条金链，上面挂着椭圆形盒式吊坠。站在她身后的男子长得敦敦实实、脸色红润，一头乱蓬蓬的褐发，圆鼓鼓的肚皮几乎要把马甲纽扣挣开。

女人向我走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妮芙。”

“伊芙？”

“不，妮芙，是个爱尔兰名字。”我说。

“怎么拼？”

“N-I-A-M-H。”

她回头望望那个男人，男人咧嘴一笑。“刚下船吧，”他说，“对吧，小姑娘？”

“嗯，不算……”我开口说道，但男人打断了我。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戈尔韦郡。”

“嗯，没错。”他点点头，我的心猛跳起来。他竟然知道！

“我家里人是从科克郡19来的。很久以前来的啦，在饥荒期间。”

这两人真是怪异的一对：她谨慎而冷淡，他却蹦来蹦去，劲头十足地哼着小曲。

“这个名字得改改。”她对丈夫说。

“如你所愿，亲爱的。”

她歪歪头看着我：“多大了？”

“九岁，夫人。”

“你会缝补吗？”

我点点头。

“会十字针法吗？会镶边吗？会手工倒缝针法吗？”

“缝得相当好。”我的针线活儿是在我们那间位于伊丽莎白街的公寓里学会的。妈妈有时会接些织补的活儿，偶尔还要用一匹布做出礼服，我就要给妈妈帮忙。妈妈的活儿大部分是从楼下的罗森布鲁姆姐妹那儿接来的。她们做了精细活儿，很乐意把那些乏味些的活儿交给我妈妈。我站在妈妈身旁，妈妈用粉笔在条纹布和印花布上沿着纸样描好，而我学会了用链式缝法让衣裳渐渐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