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秀说，“那边不需要人了，而且我本身就是临时帮忙的。”

黄书记为难地说，“这事公社没给我说呀。”

玉秀说，“我一个农村妹子，又不是公社的干部，来去公社自然不会对你说。”

黄书记想了想，就说，“要不，你先回到队里，我向公社询问一下，看怎样给你安排。”

玉秀一听就知道黄书记是不打算给她安排的，又问，“那我原来的东西放在哪里？”

黄书记说，“那你就先带回去吧。”

玉秀点了点头，就出了书记的屋。一出门，泪水就一下子涌了出来。这里本来是她工作的地方，可是现在，她却被人赶走了。她觉得自己一下子成了没娘的孩子一样。心里说不出有多难受。但她不想让别人看到她在流泪，就用袖子把泪水擦了擦，又去了黄格辉的屋里。

黄格辉一看玉秀的脸色，就说，“怎么，黄书记不买你的帐？”

玉秀说不出话，点了点头，然后，泪水再次涌了出来。

黄格辉就说，“这个黄书记好操蛋呢，吹毛求疵，没事找事，没看大队部里的人都没人理示他。”接着，又说，“要不，你去公社找徐书记，看他怎么办。你去县文化馆也是公社让你去的，现在你回来了，公社不能不管。”

可是，玉秀摇了摇头，伤心地说，“我一个农村妹子，公社咋会把我管起？只怪我当初不该去文化馆。”

黄格辉说，“谁也没有长前后眼，会晓得事情会这样。”

玉秀说，“找谁都没得用，还是回队劳动吧。”然后，就让黄格辉帮着把放在广播室的箱子和被褥送回家。

既然黄书记不肯给她安排事情，她只能回到队里参加劳动。玉秀因从小生得清明娇秀，父母一直把她当成掌上明珠，重一点脏一点的活都不让她去干。每到春插或是双抢的大忙季节，学校都会放假，让学生回家帮忙劳动。可是，父母宁愿让她呆在家闲着，也不让她下田，

高中毕业后，她就被大队叫去当了广播员，所以，玉秀从来没下过田，也没参加过队里的劳动。

这次从文化馆回来，本来就是件很丢人的事，而且，大队又没有给她安排事做，这让她更是丢尽了脸面，有种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眼下，正是春耕春插大忙季节，父母不想让她下田劳动，怕她吃不了苦。父亲对她说，“秀妹子，你莫生气，也莫要下田劳动，我一人劳动就可以养活一家人。你只要好好地呆在屋里，跟着你妈学点针线活，绣绣花，做做衣裳；帮你妈做做饭，洗洗衣服，出不了一年半载，就找个好婆家嫁了出去。”

可是，玉秀晓得只有过了门的堂客才能不再下田劳动，除此之外，就连五六岁的细伢子和细妹子都在田里劳动。她还没得出嫁，又没得事做，闲呆在屋里是让人笑话的，而且，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劳动，养着母亲和弟妹四人，本身负担就好重，如果再把她养起来，负担就更重了。但最主要的是自从文化馆回来以后，大队部不肯给她安排事做，让她好躁气，好恼火，啥话也听不进去，硬是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想让那些人看看她何玉秀不在大队部干事，也能活得很好。

于是，她打着赤脚，挽起裤脚，跟着大家一起下了田。没下过田，还没得体验，一下到田里，才深深地体会到为何白鸰和秋妹子宁愿与别人困觉，都不愿意下到田里。其实田里的这些活本身就该是男人们干的。要不，古人造字，要把“男”字分成“田”加“力”，就是在田里下苦力。

清晨，田里水温很低，赤脚下到田里，感觉冰冷冰冷，冰冷得让她浑身打颤。可是，一想到自己背了时，倒了霉，就觉得不能再娇惯自己。于是，她咬着牙，发着狠下到了田里。等她适应了水温，湿度也慢慢地暖和了一些，也就不觉得那么凉了。可是，没过多久，她又觉得腿肚子上有点发痒，而且越来越痒，她一看，两只蚂蟥粘在她的腿上，两头的吸盘插在她的肉里在狠狠地吸着她的血，肥肥大大的滚成了一团。再看另一条腿，上面也有一条蚂蟥。她吓得象是没了魂似地叫起来，撒腿就往田垦上跑。上到田垦上，就用力拍打。

听着玉秀哭叫，大伙吓了一跳，一看她是被蚂蟥吓成了这样，都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对她喊着莫怕莫怕。可是，玉秀还是惊魂未定，站在田垦边，看着被叮过的地方，有几个鲜红的血印。吓得她再也不敢下田了。

可是，在田垦上呆了一会，看着别人都在忙着插秧，玉秀不好再在田垦上站着，就试着又下了田里，但她一边插着秧，一边不停地看着腿。有过这次经历，再见到蚂蟥，就不象刚才那样恐惧了。但她还是害怕，虽说蚂蟥咬人并不痛，但她见过父亲的双腿，满是被蚂蟥咬后留下的疤痕。她可不想让自己腿上留下这种疤痕。

过去，她天一亮就起来开广播，广播一开便没事了，可以闲着歇着。可现在，广播一响，她已经开始下田干活了。一下到田里就没了时间，从清晨五点钟一直要干就要干到九、十点钟，才回去吃早饭。早饭刚吃完，上工的哨声又响了，再下到田里，要干到中午两三点钟，才下工回家吃午饭，吃过午饭，时间更是漫长，不到晚上九点钟，天黑得实在是看不清了，是不会下工的。等她从田里走出来，已经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所以，她就非常怀念当广播员的种种好处。两者相比，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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